以下文章来源于佩斯画廊

佩斯画廊

佩斯画廊是一家国际顶尖画廊，自1960年创立至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11家分支空间。佩斯画廊在现当代艺术领域扮演着领军角色，代理了众多享誉世界的20世纪和21世纪艺术大师及作品，成功举办过近千场展览，并出版发行了近500本画册。

拍摄制作／汪东升

20年前，隋建国作为“亚洲青年学者交流基金”获得者在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艺术学院（Victoria College Of Arts，以下简称VCA）雕塑系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交流。隋建国在大洋彼岸回望中国大陆与即将回归的香港，感悟于 20 世纪中国人的命运，最终创作出第一版以中山装为原型的雕塑作品《衣钵》。

1997年，隋建国《衣钵》在墨尔本大学展览现场

2017年，隋建国《衣钵的诞生 1997-2017》文献展开幕现场

也许正是得益于这个偶然远离故土的机缘，令隋建国得以从新的视角去反思自己的创作观念以及他这一代艺术家自觉背负在自己身上的艺术使命。他曾在与巫鸿教授的对谈中谈到自己早期创作中对于写实手法的有意回避，而那个处在学院系统力量和个体独立愿望之间的挣扎时期正是靠这件“中山装”迎来了转机。在自述《自我反省与自我对话——我的艺术发展线索》中，这段思考历程被隋建国更为详细地记录下来：

1997年在澳洲的经历使我得到了一个来自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理由，将一件看不见的笼罩在中国人精神上的中山装以一件雕塑作品的形式再现出来，将其完成为一个承载着百年中国革命文化精神的“衣钵”。

开始时仍不免将已经习惯的残破、沉重等气质注入其中，直到140厘米稿方有起色。至240厘米稿时，此衣钵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穿在某人身上的，表达某种简单或复杂的艺术家个人情绪的物化体，它成为了一个容器，将历史与现实装在其中。或者它成为了一面镜子，观者心中有什么就能从中看到什么。

这一过程提醒我，在传统写实语言的运用中，一旦作者不再执着于自己的个性，不再拘泥于表面的艺术追求，放弃自我表现，只是单纯地、无我地、甚至机械地完成对所选择事物的再制作，也就达成了一个自足的方法。我直觉到这其实正是在某种意义上与自己早年所向往的庄禅“无我”和“万物齐一”的境界相重合。

由此我意识到十几年前自己曾经的想要创造中国现代雕塑的企图之虚妄——只有放弃方能得到。这一经验成为我在此后的艺术实践中不再执着于固定的个人风格和手法的根据。

由此开始，我做了几个方面的实验，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和运用写实雕塑的技巧。这一曲折的摸索过程也是一次自我反思和反省（相对于八十年代的社会大启蒙）。针对的是我成长时所受社会主义教育和毛泽东思想影响；当年的成长背景与当下新的社会环境的反差和对立；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矛盾和精神困惑。

这一反省正是借助于某些个对于自己是别有深意的具体事物的选择和重新制作的过程来完成的。当然，任何一次选择都有它产生的契机。对于某些事物的下意识选择，导致对于某些社会意识形态禁忌的冒犯，释放出了前一个时期的压抑情绪。它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它是以挑衅的方式，通过冒犯禁忌而完成的潜在受虐心理。这一阶段具有个性解放意味的狂欢，与之前作品中的创伤感互为表里，以一种悖反的存在方式，共同完成了艺术家主体的自我确立。

这一系列实践之后，我不再纠缠于任何形式的艺术语言体系，将艺术的个人性上升至观念艺术的层面，完成了艺术与社会现实界限相互渗透的过程，进入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状态。

1997年在VCA交流的隋建国

隋建国创作《衣钵》的素描手稿

从墨尔本回国后，隋建国继续将其推进，在经历6个不同尺寸的版本后，终于完成了 2.4 米高 的大型雕塑《衣钵》。1999年9月，《衣钵》参加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世纪雕塑大展·1970-2000”，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从此成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正如文献展的策展人、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艺术学院创意中心主任伊丽莎白·普瑞萨教授在展览前言中写下的：“作为一件艺术的礼物，《衣钵》激起了人们对于能够催生崭新的意象与道德命题的某种迄今未见之物的渴求。这件雕塑作品打开了一个潜在的变革空间，把（意识形态式的）距离感和噤若寒蝉的凝视转化为手感与触觉。《衣钵》这一命名就像幽灵显现，触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隋建国标志性的作品之一，《衣钵》在全世界重要的美术馆、艺术机构及公共空间中展出

关于中国当代雕塑“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隋建国以《衣钵》这一作品提出了一种双关方法——以解构的方式直接运用学院的写实语言，选择具有切身经验的现实形象，把一个具有社会公共经验背景的现成物反复提炼，最终塑造成为具有高度辨识性和意识形态意味的文化艺术符号。沿着这条道路，隋建国在随后六年里陆续推出《衣纹研究》、 《中国制造》，直至《睡觉的毛主席》等一系列运用写实语言塑造意识形态符号的雕塑作品。

以“中山装”（《衣钵》1997）和“恐龙”（《中国制造》1999）为标志，隋建国真正将自己的艺术推进到一个无法用“雕塑”限定的疆域，这一突变过程也使他完成了由一个优秀的雕塑家向一个杰出的当代艺术家的身份转换。在这一时期中他将自己的视野和工作性质定位为对视觉文化的结构性、全景性的考察，他对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历史神话来源（《衣钵》1997、《梦魇》2004）、政治仪式符号（《底座研究》2003）、日常空间与神圣空间以及在这些结构性关系中显现的意识形态方式投入了极大的研究兴趣。

——黄专

隋建国在《衣钵》之后又创作了《衣纹研究》（2000年）等一系列观念雕塑

此次展览将作品的珍贵文献带回作品诞生之地展出，也令这次回顾展有了更多的文化交流意义。在展览的开幕式上，隋建国也得以与VCA的教授再次相会。时任VCA素描系主任、现任VCA院长的约翰·卡塔潘发表了即席讲话，对隋建国能在异国他乡抓住灵感，创作出《衣钵》这样在自身艺术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作品表示了赞赏。作为国际艺术交流的一个成功案例，VCA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与中国进行更多的交流。

应卡塔潘院长的邀请，隋建国一行在展览开幕后的第二天重新回访这所澳洲最重要的艺术院校，并在伊丽莎白·普瑞撒教授的陪同下重回20年前工作过的雕塑系工作室，并参观了即将开幕的VCA研究生毕业大展。

VCA院长约翰·卡塔潘在开幕仪式上发言

在展览的开幕式上，隋建国也得以与VCA的教授再次相会

隋建国一行在伊丽莎白·普瑞撒教授的陪同下重回20年前工作过的雕塑系工作室，并参观了即将开幕的VCA研究生毕业大展

隋建国的《衣钵》系列是一种历史的思考和文明的反思，将已经从生活中淡出却依然笼罩在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中山装，化为一座历史纪念碑。他用这种中国人崇拜祖先的传统方式让我们正视自己的遗产，无论是曾经激励过我们的，还是现在束缚着我们的。这件杰作不仅是百年来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还更精准地表达出千年来中 国人的文化背景和精神困惑。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符号，诞生于 20 年前的《衣钵》在当下中国依然是社会状态和心态的最佳写照。